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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学者眼里的中国科举

——读《科举史》

【】 【2020-07-30】 【四川政协报】


书名:《科举史》

作者:[]宫崎市定

译者:马云超

出版时间:20206

宫崎市定是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汉学家,是京都学派第二代的领军人物。他继承了内藤湖南的文献学研究方法,对中国史书有广阔博通的视野。这一点在他有关中国科举制度的著述里体现得尤为明显。

宫崎市定对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研究开始得很早,在昭和二十一年(公元1946年),他就出版了《科举》一书。昭和三十八年(公元1963年),宫崎市定又出版了《科举:中国考试地狱》一书。然而宫崎市定对这两部作品不甚满意,觉得成书仓促。目前这部《科举史》是宫崎市定晚年集大成之作,格局严谨,推论缜密,更有史家风范。

中国古代选拔人才、任用官吏的制度,历朝历代有所不同。战国时期实行军功与养士制。汉代实行“乡举里选制”,其中的诏举,可看作后世“制科”的先河。魏晋南北朝时,实行九品中正制,但其品评人物不是以德才为标准,而是看门第的高低,很快就沦为世家大族巩固门阀势力的工具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科举制度应运而生。

开皇七年(公元587年)定制每州每岁贡士3人,开皇十八年诏志行修谨、清平干济二科举人。大业二年(公元606年),隋炀帝杨广在此基础上置进士科,产生了科举取士的制度,是为中国科举制度的肇始。就这样,科举制度创建于隋,逐渐成熟于唐,完善于宋,行用于明清,至清光绪三十二年(公元1906年)废除,存在了1300余年,一直作为历朝历代取士的制度。

宫崎市定的《科举史》,紧扣“史”脉,梳理中国科举的沿革。不过,作品并不是用力均匀的,“明代以前的科举”只是简略介绍,重心放在“清代的科举制度”,这两部分主要是讲述明清制度建设以及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,比如科场的风气、作弊的花招等,最后讲述“近世中国社会与科举”,按照宫崎市定的历史划分,近世中国是宋至清朝灭亡的时段,也就是说,这部分是对科举制巩固实行直至衰亡的回顾和阐析。

除《科举史》外,宫崎市定还著有《九品官人法研究:科举前史》。宫崎市定为何如此重视中国古代教育和选官制度呢?

1963年出版的《科举》一书的副题,叫作“中国考试地狱”,是因为该书实际上可视为社会学意义的作品,宫崎市定的提法就是相对于日本当时严苛的考试制度而言的。宫崎市定说,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作为贵族制度的替代品被设计出来的,而日本的学校制度的设立时间是在封建制度瓦解后不久,后者的主要目的也是培养官吏。从这一点来看,两者拥有某种共通的东西,而且双方在社会基础方面都不具备充分的现代性条件。中国古代的官吏是典型的终身被雇佣者,这与日本职业体制的终身制也非常相似,日本人争先恐后地想进入毕业后最有利于就职的大学,过度的集中和倾斜就造成了“考试地狱”。

《科举史》的结构安排和关注点,体现了宫崎市定明确的问题意识。延续时间如此长久的制度的崩溃,意味着国家根本的动摇和变更。宫崎市定对于这段历史的梳理,就是在事实基础上的“把脉”,旨在分析病因何来、病灶表现、致命根源等是什么。之所以聚焦清朝,是因为这是科举制度最繁盛也是最腐朽的时段。宫崎市定还有个看法,他把科举与儒教结合思考。他认为,如果将儒教视为宗教,儒士自然就相当于儒教中的僧侣,而主宰僧侣的皇帝无疑就是法王。那么,给读书人提供公共地位的科举就可以比作儒教的僧侣剃度学术考试。如此看来,中国是政教合一的法王国家。只是作为法王的中国皇帝政治色彩太重,作为僧侣的官僚同样过于政治家化,于是造成科举的政治色彩太浓而违背了它良心与公正的建立初衷。

可见,宫崎市定在以科举为代表的中国文明的运数里揣摩日本的发展路径,他的中国学研究是极其“日用”化的,是日本民族性强烈的学习精神的体现。

(赵青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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