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端午,古代的“卫生防疫日”

【】 【2020-06-25】 【四川政协报】

端午“起源说”,虽历来众说纷纭,其中最主流的观点是端午设节是为纪念屈原。早在史前,端午就有“避恶”之说,人们当天的主要任务是采摘草药和服食一些防疫食物。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月令《夏小正》有“此日蓄药,以除毒气”的记载。

先秦时期,人们普遍认为农历五月初五为自然节令阴阳变动的关键之日,是“五毒”(蛇、壁虎、蜈蚣、蝎、蟾蜍)横行之时,必须要“避”。《吕氏春秋》中《仲夏记》一章就规定人们在五月要禁欲、斋戒。《史记·孟尝君列传》里说,大名鼎鼎的孟尝君就是农历五月初五出生的,其父认为“五月子者,长于户齐,将不利其父母”;东汉应劭《风俗通义佚文》中说“俗说五月五日生子,男害父,女害母”;《论衡》作者王充进一步补充说“讳举正月、五月子,以正月、五月子杀父与母,不得举也”。由此可见,古代的“端午恶日说”,很有群众基础。当时,如何“躲”或“避”开这个“恶日”,便成为人们过农历“重五”的普遍心态。

怎么“避”?唐宋史料笔记称,“汉重五日,以枭(猫头鹰)羹赐群臣”。汉代皇帝赏赐猫头鹰羹给大臣,除了相信它可“避恶”,还因有“枭害母”之说。达官贵人吃“枭羹”避“恶”,老百姓也有方法,西汉刘安《淮南子》中说“鼓造(癞蛤蟆)辟兵,寿尽五月之望”。就是说,癞蛤蟆能镇住最狰狞的死于战争的鬼魂,所以它到了五月望日(十五日)就面临被捕杀殆尽的命运。东晋道教学者葛洪的《抱朴子内篇》曰:“蟾蜍万岁者,头上有角,颔有丹书八字,五月五日午时取之阴干,百日,以其足划地,即为流水。能辟五兵,若敌人射己者,弓矢皆反还自向也。”葛洪不仅将捕杀癞蛤蟆的日期提前到端午(此习俗在西北很多地方一直延续至今,例如北京就有“癞蛤蟆,拖不过五月五”的老话),且将癞蛤蟆“避毒”功效吹得神乎其神。西晋司马彪《续汉书》云:“故汉五月五日以朱索五色,即为门户饰,以难止恶气。今以百索,又以彩丝结而成者,为百索纽,以作服者名五丝云。”这些“避恶”措施,尽管迷信十足,似乎也有防疫的影子。

南梁宗懔的《荆楚岁时记》,介绍荆楚大地端午风俗时,只字未提捕杀癞蛤蟆“避毒”,却首提端午“防病瘟”。社会安定、经济繁荣的宋代,人们科学意识逐渐增强,传承下来的端午“避毒”旧俗逐渐被“卫生防疫”所取代。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一首端午佳作《六幺令·天中节》,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端午民俗风景画:“虎符缠臂,佳节又端午。门前艾蒲青翠,天淡纸鸢舞。粽叶香飘十里,对酒携樽俎。龙舟争渡,助威呐喊,凭吊祭江诵君赋。”童之臂、门之艾、菖蒲之剑、风筝漫舞、对酒当歌、龙舟竞发等,哪一个片段不是活灵活现的图画?与苏东坡相比,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、吴自牧《梦梁录》、陈元靓《岁时广记》及周密《武林旧事》里的端午民俗虽不够浪漫,但都围绕“卫生防疫”和“强身健体”这个核心记叙,通俗易懂,明确提出中草药为防疫“神器”。南方过端午普遍插艾叶和菖蒲,食粽子、饮雄黄酒,用艾叶、菖蒲、蒜皮、花椒等熬成水,给孩子洗澡。还把艾草编成老虎形状,或用绸缎剪个老虎图像再贴上艾叶(称为“艾虎”)给孩子佩戴,这也是我国最早的香包。西南、西北地区则流行用五色花线拧成绳绑缠在妇女、儿童的手腕、脚腕及脖颈上,以怯蛇、蜈蚣、蝎子、壁虎和蟾蜍“五毒”。给婴儿戴上怯“五毒”的肚兜,并用药水洗澡,据说如此蛇虫就不敢靠近婴儿了……除了借助中草药进行“卫生防疫”,人们还通过“划龙舟”与“跑旱船”等运动强身健体。

古人过端午,从强调“避恶”变为主打“防疫”,反映了其观念的改变和科学防疫意识的增强,彰显了文明的进步。

(赵柒斤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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